【原標題：基于結構化理論視角的福建省大學生返鄉創業行動研究】

摘要：基于結構化理論的視角，通過對返鄉創業大學生個案的深度訪談，分析大學生返鄉創業結構化特征。結果表明，大學生返鄉創業不是簡單的大學生個體的行為選擇過程，而是體現大學生這一行為主體與社會結構雙向互動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既受到結構性因素的制約，又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產生了新的結構性因素，呈現出動態建構的過程。從政府、社會和大學生主體三個層面對大學生返鄉創業的再結構化進行分析：政府層面應積極落實優惠政策，搭建幫扶平臺；社會層面應做好輿論引導，構建社會支持網絡；大學生主體應主動承擔歷史賦予的使命，通過返鄉創業行為改變農村面貌。

關鍵詞：大學生返鄉創業；行動研究；結構化

近年來，國家高度重視并出臺了一系列措施促進大學生創新創業。作為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生力軍的大學生群體，鼓勵和支持他們返鄉創業，從大學生個體角度，既擺脫了城市就業競爭激烈的困境，又可在農村廣闊天地中大有作為，實現人生價值的同時緩解社會就業壓力；從新農村建設發展角度看，不僅可以通過創業解決新農村經濟轉型升級缺乏智力支持的發展瓶頸，促進農業提質增效，帶動農民脫貧致富，對于推進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進程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在當前創新創業大浪潮中，大學生返鄉創業既是社會發展、創業政策推動而產生的一種新的社會現象，也成為推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結構化因素，促成了整個社會發展和社會結構的再建構，成為社會學界關注并深入探討的嶄新議題。研究大學生返鄉創業，既要考慮大學生個體選擇返鄉創業的行為動機，更需要將其置于家鄉或鄉村這個特定“社會結構”的時空場域中研究創業行動與社會網絡之間的互動關系。福建省大學生返鄉創業結構化特征是什么？在特定社會結構中動態建構的過程是什么模式？是否有相關社會學理論對這一現象進行科學闡釋？這些問題將是重點探討的內容。

社會結構與個人之間的關系是社會學理論探討的經典問題。傳統社會學建構模式是將二者對立開來，認為“社會結構制約性”與“個人行為自主性”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稱之為“二元對立”。學者們發現無論從哪一種理論立場出發去理解社會都存在缺陷，二者的對立矛盾已無法很好地解釋復雜的社會現象。為此，一些社會學家嘗試從新的視角切入來融合“社會結構制約性”與“個人行為自主性”之間的矛盾[1]。

吉登斯結構化理論的建構模式正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并賦予人們新的視角來探討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吉登斯用“結構二重性”取代了“二元對立”，認為“客體主義”、“主體主義”在現實社會中都是存在的，應該將二者融合進行思考。“結構二重性”是指既要考慮社會結構對個人行動的制約性，也要考慮個人行為活動的主觀能動性、目的性、創造性等主體作用[2]。吉登斯認為社會結構制約性與個人行動能動性之間是具有互構性的，通過社會生活的生成與再生產即實踐而實現互構[3]。

吉登斯“結構化理論”建構模式突出特點是對“結構”等概念的重新解讀，他認為社會結構是由規則和資源構成的，即“不斷地卷入到社會系統中的再生產過程之中的規則和資源”。規則包括行為的規范和表意性符碼，并不僅僅是對人們行動的概括，而且對行動者的行動具有規范和導向作用。吉登斯把“資源”分為“配置性資源”和“權威性資源”兩大類，“配置性資源”主要是指行動主體—人類所擁有的客觀物質性資源。“權威性資源”則體現為人類在調配社會世界過程中所利用的非實體性資源。同時，吉登斯認為規則與資源是“可轉化”的，并具有“中介性”的[4]。

吉登斯引入了行動和行動者、結構和結構化、權力以及時間和空間等概念，對結構化理論做了全面深入的闡述。總體而言，結構化理論的內涵包含幾個方面的內容：第一，結構不僅作為行動者的行動中介發揮作用，同時結構本身又受到行動者行動的維持和改變。第二，社會結構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結果，人類社會的實踐依托在這個社會結構中開展，同時，社會實踐又對社會結構進行重新建構。這個過程是持續流動、循環反復的。第三，社會結構同時具備“社會結構制約性”與“個人行為自主性”兩種屬性。社會結構一方面為行動者的行動提供實踐的中介，另一方面也制約著行動者的行為。此外，社會結構也是可建構的，通過社會實踐被再生產出來。

第一，結構化理論從行動和結構的交互作用角度出發，對社會結構與行動者行動之間的互動關系做了深入闡釋，認為作為行動者主體的人類的行為，形成了所謂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反過來，社會結構與人類行為之間的互動關系促進著社會結構的改變和發展，這種變化和發展是多方面的、流動的、持續性的。為此可知，一方面，大學生返鄉創業行為受到了宏觀社會結構的制約，另一方面，大學生回鄉創業的微觀行為維持著社會結構，也促進了社會結構的變化。

第二，社會結構對人類行為既具有制約作用，也是行動者的行動得以進行的前提和中介。作為返鄉大學生創業所處的特定時空場域——家鄉是一個“結構”，是由規則和資源構成。大學生是在場域中的創業行為的主體。大學生返鄉創業作為一種持續性的行動，利用了所處的行動情境下的各種規則與資源，以實踐活動為中介在家鄉這個特定的時空場域中發揮了“個人行為自主性”，同時也受到了社會結構的制約。大學生返鄉創業“行動”與家鄉這個“結構”之間是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雙向互動關系。

第三，大學生返鄉創業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現象，已成為學術界一個重要的研究主題。然而，從以往對大學生返鄉創業的相關研究文獻可以看出，相關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從研究內容看，大多數屬于普遍化、一般化、分散式的現象描述與經驗分析，缺乏對大學生返鄉創業的行為過程與機理進行系統化的解釋，且缺少理論分析框架。從研究視角看，大多數研究停留在大學生返鄉創業意愿、影響因素、現狀、問題及對策建議等一般解讀的層面，缺乏將返鄉創業置于大學生家鄉“社會結構”的時空場域中，從大學生個體行為、返鄉創業群體特征、生存發展狀態，進行結構化的描述和研究。

為此，基于結構化的視角，以社會學中的結構化分析為主線，沿著“問題的提出—問題的結構化闡釋—再結構化對策建議”的研究路徑，嘗試進行以下兩個方面的研究：1.對大學生返鄉創業的結構化特征（包括動力機制、資源、規則、動態建構過程等）進行描述，為進一步明確和解決問題奠定基礎；2.從創業主體、社會和政府三個層面對大學生返鄉創業的再結構化進行分析。

從以往對大學生返鄉創業的研究文獻可知，目前學術界對大學生返鄉創業的概念和內涵缺少統一的界定。為了更好地開展研究，將對大學生返鄉創業的概念進行明確界定。大學生返鄉創業是指大學生從就讀的高校畢業之后，或在城鎮就業、創業一段時間之后，選擇返回自己的家鄉（包括生源所在地的農村或鄉鎮），對所擁有的資金、土地、技術、信息、人脈等資源進行優化整合，創辦企業、從事涉農經營生產或其他創業項目運營，并從中獲取更大經濟和社會價值的行為。

據調查，目前，福建省大學生返鄉創業人數比例較低，不足1%，尚處于起步階段。從返鄉創業群體整體情況來看，以福建農林大學為代表的以農林學科為優勢的院校比例相對較高，創業地區相對集中于寧德、三明、南平、龍巖等山區地市。相較于返鄉創業的另一大群體—農民工，

大學生返鄉創業呈現出不同的特征：

一是創業領域更廣。大學生返鄉創業項目更多地涉足水產養殖、現代農業、網絡商務、農產品深加工等有良好產業化前景的新興產業，且注重發展“互聯網+農業”、“農業+創意”等新模式，促進傳統農業調整升級。二是技術含量相對較高。返鄉創業大學生學歷高、專業知識技術儲備多，創業項目科技含量相對較高，且與互聯網技術結合更加緊密。三是經營模式創新。農民工創業模式主要是以個體經營、家族式管理為主。而大學生創業則更多地探索以股份制、合伙制、合作制經營為主的現代經營模式，且善于運用現代經營理念、管理方式加快推進項目迅速發展。

個人行為自主性是結構化理論框架中需要深入探討的內容。以往關于大學生返鄉創業的研究多是定量分析或一般性的經驗描述，缺乏對返鄉大學生個體的深度調研。為此，筆者選取福建省45例大學生返鄉創業個案，通過一對一的深度訪談，試圖將返鄉現象置于農村社會結構中，充分展現大學生返鄉創業的個體動機、獲取的資源、對規則的運用等動態建構過程，以及大學生與所處鄉村社會的互動關系。調查采用面對面、電話、視頻訪談等方式，平均每位創業者接受訪談時間為1-2小時，并對受訪者按照姓名拼音首字母進行編號歸檔。相較于定量分析或一般性經驗描述，通過對返鄉創業大學生個案的深描，有助于更深層次地闡釋創業者所處的社會環境和社會關系。調查樣本的基本情況包括創業者年齡、創業年限及創業所屬領域三項，如表1所示。

調查表明，返鄉創業大學生群體具有以下特征：一是70后是返鄉創業大學生群體中的主要組成部分，80后也逐漸成為主流。45位創業者中，年齡最小的22歲，最大的43歲，平均年齡29.5歲，年齡段集中在25-35歲。二是大學生創業年限主要集中在1-5年之間，占調研案例的82%，這與近年來國家出臺了諸多政策和具體措施，大力支持大學生創業有密切關系，也說明當代大學生已逐漸融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浪潮中，成為“創業新生代力量”。三是大學生返鄉創業項目的行業分布以第一產業為主，主要包括農業種植、畜牧養殖、水產養殖以及生態農業等，其次是第三產業，主要包括農業電商服務、廣告傳媒等行業。

大學生創業項目充分依托福建省地方優勢和特色創業。如：NGD選擇返回家鄉—有著“中國食用菌之都”美譽的寧德古田種植銀耳、香菇；LXM借助“中國蘭花之鄉”漳州南靖氣候溫暖濕潤、土壤肥沃的天然優質條件，建立了蘭花種植基地；LLL的家鄉位于武夷山市興田鎮，緊靠風景區、毗鄰度假區，風景秀麗，成為她選擇回鄉經營農家旅館的主要原因；YGF依托莆田南日島水質清新無污染、水溫合適的優質海域條件，養殖鮑魚、梭子蟹等海珍品；YCQ依托南安向陽鄉山地資源豐富等地理條件，選擇林下養殖培育純種野豬；CMR依托仙游榜頭鎮紅木家具成熟的產業鏈，從事紅木工藝品作為創業項目。

1.大學生返鄉創業的結構性因素：動力機制

根據對45例個案的深度訪談，大學生返鄉創業的動力機制可分為兩部分：返鄉創業動機和城市工作壓力，這兩項因素的互動關系對大學生返鄉形成了“拉—推”作用。其中，創業動機歸納為四個方面：強烈的故鄉情懷、家鄉的商業機會、家鄉的在地資源、農村創業的成本優勢。福建客家人、閩南人有著根深蒂固的宗族觀念和根源意識，這成為推動大學生返鄉的一個重要動力。調研表明，返鄉大學生普遍有著對家鄉濃厚的感情，希望通過自己的創業行為，既從中獲得自我實現的價值滿足，也改變父輩和宗親們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帶動當地人就業，帶領家鄉人脫貧致富。在莆田南日島創業的YGF和在寧德古田種植食用菌的NGD是其中的代表。

YGF，男，29歲，本科畢業后曾在一家電力公司工作，他返鄉的理由是“當地人養殖鮑魚大多依靠傳統的人工喂養，長年累月俯身勞作，讓很多鄉民都患上了腰椎間盤突出。我希望能夠依靠引進新技術，改變這一現狀。”他不忍心看到父母如此操勞，毅然決定放棄央企工作機會，回到家鄉莆田南日島成為一名從事水產養殖的青年創客。為了更好地帶領鄉親們致富，他選擇回到學校繼續攻讀環境工程專業研究生，系統學習水產養殖技術，并在創業實踐中不斷嘗試研究高產、高密度養殖技術，以提高海珍品的成活率。

NGD，男，26歲，本科畢業后回到位于閩東山區的古田縣種植銀耳、香菇等食用菌，他返鄉的理由是“看著父輩漸漸老去，村里的食用菌銷售是個大問題，我在想我能夠為鄉親們做點什么”。考慮到在校期間有過網絡銷售商品的經歷，他更加堅定了回鄉的決心。相比較于在城市創業，大多數創業者都強調了家鄉在地資源對于返鄉的吸引力。農村廣闊天地蘊藏著諸多商機，熟悉的家鄉環境，獨特的在地資源，依附于鄉村社會網絡可獲取的資金、土地、人脈等創業資源，相較于城市低廉的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這使得農村創業的空間不斷增大。從985院校畢業后回鄉養雞的YZZ正是看中了家鄉獨特的環境和資源優勢。

YZZ，男，34歲，從一所985院校金融專業畢業后，出人意料地選擇回到南安向陽鄉養雞，“老家山多林多，在考察了一段時間之后，決定養雞。和傳統飼養方式不同，所有的雞都放養在村子里600多畝的山地上，給雞足夠的運動空間”。

大學生返鄉創業不僅是單一個體的行為選擇，還需要嵌入到家庭倫理關系中加以考慮。除了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許多創業者提到了家庭的重要性，在追求財富和個人成就的同時，又能兼顧照顧家人，謀求家庭經濟狀況的進一步提升。

如大學畢業后選擇將創業項目移回家鄉的GRJ。GRJ，男，25歲，大二開始與其他兩位同學合作選擇熱帶觀賞魚作為創業項目，并發展到自建漁場養殖銷售，畢業后將項目移回家鄉泉州南安繼續經營，他認為“在家鄉創業地利人和，各方面資源都比較充足，更重要的是創業的同時能照顧家庭”。

城市壓力大是大學生返鄉的一個助推因素，訪談中，不少創業者表示大城市快節奏的工作生活壓力，高昂的生活消費成本等成為放棄在城市工作或創業機會而返回家鄉創業的助推力。總而言之，大學生返鄉創業的動力機制包括返鄉創業動機、城市工作壓力兩個層面，并且在現實中這兩種因素是混合的。既有主觀層面“實現自我價值”“可以兼顧家庭”“在家鄉創業熟人多好辦事”等因素，又有客觀層面“家鄉創業機會挺多的”“農村創業成本低”等因素；既有“對家鄉懷有感情”“希望改變家鄉現狀”的感性思考，又有“對環境和項目做了全面考察之后決定的”“為了發揮自己的專長”的理性選擇。

2.大學生返鄉創業的結構性因素：資源規則

配置性資源是指返鄉創業大學生客觀獲取到的資金、土地、勞動力等資源。根據對返鄉創業大學生的訪談分析，配置性資源獲取途徑主要來源于自身積累、家人親戚和鄉村社會網絡等三類。其中，創業啟動資金多是通過家人支持、團隊成員集資、參加大賽所獲獎金等方式自籌所得。比如在平潭創辦一家廣告傳媒公司的LYL。

LYL，男，25歲，大學畢業后直接回到家鄉平潭縣與人合伙從事廣告傳媒行業創業，在談到啟動資金的籌集渠道時表示“一部分是我們團隊三人共同出資，還有一部分是我們打比賽獲得的，這幾年大學生創業類賽事多了很多，我們通過參加這些比賽獲得了大約12萬的獎金。”

此外，在農村地區，社會網絡對于大學生返鄉創業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主要有三種方式：一是親緣網絡的短期借貸，二是土地流轉，三是勞動力供給。由于鄉土社會網絡中緊密相連的親緣關系，返鄉創業大學生相對容易地從親戚及鄉親處獲得短期借款（一般需支付利息），或承租到土地、房屋。調研表明，大學生返鄉創業多集中在近五年，創業項目剛起步甚至尚處在生存期，加之城鄉二元化的戶籍制度，使得他們很難招聘到專業人才。為此，家庭成員和鄉里鄉親成為一般勞動力的主要來源。經營家庭旅館的LLL提到了這個問題。

LLL，女，27歲，在家鄉武夷山市興田鎮經營農家旅館，“農村很難招到也很難留住專業人才，這個農家旅館是和爸爸一起經營的，家人農閑的時候也幫忙一起做。旅館是自家房子，剛開始的資本也是家里資助的。”

權威性資源是指返鄉創業大學生主觀體驗到的情感支持、機會把握等。家人好友、鄉親故里等來源于返鄉大學生所處社會關系網絡（臨近部分）的情感支持、觀念認同等，對于大學生是否選擇返鄉創業以及能否堅持下來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5]通過對創業者的訪談可以看出，大學生承載著一個家庭乃至家族的希望，被寄予厚望希望能走出鄉村到城市中謀生，為此對他們回鄉創業的選擇并不十分支持，認為“辛辛苦苦供他讀書，就是不希望再回來當農民”“是不是在城里混得不好”“讀了這么多年書，又回來種地，書都白念了”。

CMR，男，25歲，是老家仙游縣榜頭鎮從事紅木工藝品生產、批發、零售大軍中的一員，最開始也遭遇到家人及親朋好友的反對以及周圍輿論的壓力“我的專業是機械制造及其自動化，家人覺得大學生應該往專業方向發展或者走從政路線。畢業時我說要回來做紅木家具，剛開始他們是反對的，后來看我真的花心思去做而且漸漸有了起色，現在他們挺支持我的，會幫著一起打理。”

同時，我們也發現，隨著越來越多的大學生選擇返鄉創業，并用實際行動在改變家庭經濟狀況甚至帶動鄉里鄉親共同致富，這些大學生的家人以及同鄉們的觀念也在慢慢發生著改變，甚至開始逐漸理解、認同并接納這群不一樣的“新農人”“他們把在外面學到的知識帶回來”“他們懂技術、懂網絡，大學生到底還是不一樣”。在三明清流養蜂的ZXM感受到這種觀念的轉變。

ZXM，男，26歲，三年前辭職養蜂的做法遭到了家人的強烈反對，“我一邊做家人的思想工作，一邊在找合適的養蜂場，后來自籌了資金把租金交了，父母也只好答應了。經過一年多的經營，算是上了正軌了。”大學期間學的電子商務知識也派上了用場，他通過淘寶平臺或微商方式拓寬了銷售渠道，“我也教其他鄉親怎么用網絡賣當地特產，他們現在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樣了。”

影響資源獲取的主要規則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行動者——返鄉大學生創業行動中所必須遵守的規范性制度，例如市場規范以及項目審批立項、辦證、土地流轉規定辦法等；另一類是對大學生創業行為產生影響的社會觀念、習俗、文化等。在龍巖上杭擁有臍橙種植基地的WFR反映了涉農創業項目補助門檻高的問題

WFR，男，29歲，在龍巖上杭種植臍橙，他提到“政策規定返鄉創業的大學生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需經營滿三年，且經營面積滿兩百畝，方可申請十五萬元的生產經營資料補貼。這對于剛起步創業的大學生是很難做到的，幾乎沒有能力辦這么大的農場。”

3.大學生返鄉創業的結構性背景：環境條件

大學生返鄉創業涉及社會變遷、經濟發展、市場轉型等問題，是在特定時期特定環境背景下產生的社會現象。總體而言，鼓勵大學生返鄉創業的政策支持、一系列的惠農政策以及休閑農業、鄉村旅游、農村電商等新產業新業態的蓬勃興起，為大學生返鄉創業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一是國家、地方政府對大學生返鄉創業的政策支持。為了鼓勵和支持大學生返鄉創業，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支持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的意見》，全面激發農民工、大學生等人員返鄉創業熱情，全面匯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熱潮，加快培育經濟社會發展新動力[6]。為支持大學生創業，政府主管部門、各高校紛紛出臺了涉及創業教育、培訓、政策咨詢、風險評估、投融資服務、稅收、孵化等一系列優惠政策和“一條龍”創業指導服務。二是國家連續多年以“一號文件”出臺一系列惠農政策，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環境。

伴隨著農村基礎設施條件和政府管理服務體系的改善，農村創業環境不斷優化，對大學生返鄉創業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三是休閑農業、鄉村旅游、農村電商等新產業新業態的迅速興起，為大學生返鄉創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尤其是互聯網經濟的迅速崛起，農村電子商務已成為中國電商市場中發展潛力巨大的“新主角”。互聯網已經覆蓋到越來越多的農村地區，“數字鴻溝”已經逐漸縮小，這也為大學生選擇創業地點和商機創造了更多可能性。

4.大學生返鄉創業動態建構

過程如圖1所示，從結構化視角來分析，大學生返鄉創業這一行動的產生，是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是受到結構性因素制約的行動，應從主觀和客觀因素來分析。大學生返鄉創業的動機呈現多元化，普遍存在主動性，是作為行動者主體的大學生在了解農村、農業發展現狀，在對家鄉環境、商業機會以及項目等進行考察之后，在權衡了城市就業或創業的收益與返鄉創業潛在收益的前提下，做出的理性選擇。其中，對故鄉濃厚的情感、實現自我價值、家鄉創業機會、相對容易獲取到的在地資源、農村創業的成本優勢等等所構成的返鄉創業動機是吸引大學生返回家鄉創業的主觀意愿，城市快節奏的工作狀態、高昂的生活成本、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等城市就業或創業壓力是大學生返鄉的外在推動因素。創業的過程是資源識別、資源獲取、資源整合與利用的過程。

在大學生返鄉創業的過程中，可獲取到的資源包括配置性資源（指大學生客觀獲取到的資金、土地、勞動力等創業所需的資源），以及權威性資源（指大學生主觀體驗到的情感支持、創業機會把握等非實體性資源）；規范性制度、社會觀念、習俗、文化等對大學生返鄉創業行為起到了規范和導向的影響。鄉土社會網絡中的資源及規則對返鄉創業行動既有支持也有制約。返鄉創業大學生是返鄉創業者中的特殊群體，其創業所付出的機會成本相較而言比較大，因此更需要在采取創業行動前做好利弊權衡、資源評估、規則考察等。此外，這些大學生群體通過創業實踐活動促進了社會結構的變化和發展，其返鄉創業行動構成了新的社會結構性因素，增強了農村社會經濟內生發展的動力。  

一是大學生返鄉創業缺乏社會充分認可。農村保守的創業思想、根深蒂固的“學而優則仕”觀念，使得返鄉創業大學生群體尚未得到社會的充分認可，全社會鼓勵、支持大學生返鄉的輿論氛圍還不夠濃厚。二是農村創業環境不完善。農村地區在交通、水電供應、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存在諸多不完善之處，這些都極大地制約了大學生返鄉創業的熱情。此外，農村市場經濟仍不完善，例如各級政府對農村市場扶持不到位、農民群體的市場觀念淡薄等等，也成為大學生返鄉的重要阻礙。三是專門針對大學生返鄉創業的優惠政策相對較少，且政策落地執行不到位。受訪大學生表示，相關優惠政策宣傳不到位，缺乏配套措施；涉農項目在審批立項、辦證、土地流轉等等方面面臨手續煩瑣、辦理周期長等諸多現實問題。四是返鄉創業融資難。從金融機構獲取商業貸款難度較大，且貸款手續復雜，條件繁多，使得這些初創者在等待過程中錯失有利商機。從事農業生產的大學生表示，在起步階段由于生產田地面積小，達不到補貼規定的生產面積而無法獲得相應的農業補貼。五是缺乏專業技術知識。由于缺乏專業技術指導平臺、相應的創業知識儲備以及在項目營銷、財務、市場運作等方面的實踐經驗，使得大學生返鄉創業困難重重。

“再結構化”是指通過返鄉創業行動者與社會結構的不斷互動，實現結構再生產，從而使社會結構達到相對穩定狀態[7]。從上文分析可知，大學生返鄉創業行動產生于結構化過程中，并在實踐中經歷新的結構化過程，保持著動態建構過程和穩定的互動關系。

政策、制度支持是返鄉創業大學生群體獲取的主要配置性資源之一。首先，政府部門應積極落實優惠政策，優化返鄉創業的制度環境。在加大對返鄉創業大學生群體生存狀態調研的基礎上，要盡快出臺切實符合創業者需求的政策和措施，并做好政策宣傳解讀工作，讓更多返鄉大學生知曉并享受到優惠政策。在項目立項審批、辦證、土地流轉辦理等方面，進一步簡化行政手續，大力推進政務公開制度，有效推動返鄉創業優惠政策的落地執行。其次，通過設立大學生返鄉創業天使基金，提供小微貸款、貼息貸款，提供電商貸、信用貸等小額貸款產品，鼓勵金融機構開發有針對性的金融產品、降低商業貸款申請門檻，引入風險投資等方式，解決返鄉創業大學生資金籌集困難的現實問題，暢通融資渠道，提升返鄉創業信貸支持和金融服務力度[8]。

再者，應多方整合資源，搭建返鄉創業幫扶平臺。應重點依托各類眾創空間、孵化器、創業園區以及農村創客工作站、鄉村創客空間、大學生鄉村創業示范基地等，加快建設一批大學生返鄉創業實習基地和實訓平臺，聘請涉農專業技術專家、科研人員、創業成功人士等組建導師團和專家服務團，為創業者提供技術支持和業務指導，提升大學生農村創業的理論和實踐水平。此外，政府應加大投入，改善農村地區的道路、水電、通信設施，改善農村硬件環境，吸引更多大學生返鄉創業。

社會輿論對大學生返鄉創業行動的理解、認可和接納，是大學生返鄉創業過程中獲取到的極為重要的權威性資源之一。為此，一要主動加強與外出就讀或已畢業大學生的聯系，加強信息溝通和情感維系，尤其對于具有創業意愿和潛力的優秀大學生，應幫助其擴大社交領域，對接社會資源，提升其對在地資源可獲性的認知，并積極引導其參與家鄉建設，讓大學生從參與家鄉建設的過程中提升其歸屬感和自我價值的認同感。

二要加強對大學生返鄉創業的宣傳力度，深入農村基層，選樹一批典型榜樣，通過組織先進事跡報告會、座談會、風采展播等形式，營造良好的地方創業文化環境，形成大學生返鄉光榮的社會輿論導向，轉變社會大眾對返鄉創業行為的觀念看法，為回鄉創業者營造輕松良好的社會輿論環境，引導更多的大學生主動投身到新農村建設中[9]。

三要做好跟蹤服務，構建社會支持網絡。對返鄉創業大學生建立個人檔案，定期跟蹤創業進展情況，及時了解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并提供切實可行的幫助，為返鄉大學生搭建社會支持網絡。工商、科技、人社等部門應加大聯動支持力度，為返鄉創業大學生提供物流配送、電子商務等切實可行的服務。

四要進一步改善農村市場經濟環境。調研表明，許多大學生反映農村市場經濟環境不健全是創業過程中遇到的重要問題，公平誠信透明的市場環境有助于吸引更多大學生返鄉創業。為此，各級政府應充分發揮宏觀調控功能，加強對農村市場環境、市場經濟的監督管理力度，規范農村市場秩序，優化農村創業環境，讓更多創業大學生從公平誠信透明的市場環境中受益。

吉登斯結構化理論強調個體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因此，在探討大學生返鄉創業與社會結構在互動過程中實現結構再生產問題中，大學生主體層面的因素是不容忽視的。對于大學生來說，既要盡早做好職業生涯規劃，又要不斷提升自身的創新意識和創業實踐能力，并及時把握時代發展的趨勢。首先，大學生應盡早做好職業生涯規劃。主動做好自我探索和職業世界探索，在結合自身興趣、能力、價值取向的前提下，對返鄉創業行為做出理性選擇，避免盲目激情創業。

其次，高校應深入推進創新創業教育改革創新，探索專業教育與創業教育深度融合的現實途徑，激發大學生創業意識和熱情；面向不同大學生群體開設針對性強的創業理論和實踐指導課程，提升大學生創業能力；聯合涉農企業、農村創客工作站、鄉村創客空間、大學生鄉村創業示范基地，為返鄉創業大學生構建農村創業孵化培育基地和實踐基地。大學生應通過在校期間的理論學習掌握扎實的專業知識，積極接受創新創業教育，通過校內外多種渠道參與創業培訓，并充分利用校內外資源，積極參加各類學科競賽、創新創業類賽事、校外實習實訓，切實提升專業技能水平及創新創業實踐能力，為創新創業積累理論和實踐基礎。

最后，大學生還應主動融入時代發展浪潮中，把握社會發展需要，主動承擔其社會賦予的歷史使命，對國家政策、社會發展現狀給予更多的關注和了解，既要心系家鄉發展，也要善于把握農村商業機會，通過返鄉創業行為改變農村發展面貌[10]。

大學生返鄉創業已然成為當今社會發展一個嶄新的社會現象，從未來發展趨勢來看，必將成為推動農村經濟轉型發展的動力。借助結構化理論的研究視角，通過對福建省45例返鄉創業大學生個案的深度訪談，對大學生返鄉創業現象進行結構化描繪、闡釋及再結構化研究，展現了返鄉創業群體特征、動機、資源獲取情況以及動態建構過程。在返鄉創業過程中，創業者嵌入到鄉土社會網絡中，又通過實踐活動形成了新的社會結構化因素，對農村社會結構進行了再結構化，日益改造農村社會面貌，推進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格局的形成。

來源:《河北工業大學學報》 2018年第2期

作者:趙艷莉 常凱 福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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