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鄉村既是鄉村振興的戰略方向，也是建設數字中國的重要內容，加快推進數字鄉村建設發展具有重大意義。近年來，我國數字鄉村建設發展已取得了明顯進展，但仍然存在不少實踐困境和挑戰。目前，我國已涌現出了一批鄉村生產、營銷、治理、生活和創新等方面數字化轉型的典型模式，開創了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新局面。可以預見，數字鄉村建設發展將是今后較長時期內引領鄉村振興的實踐熱點、建設農業強國的有效助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鄉村引擎。

關鍵詞：數字鄉村；發展現狀；實踐模式

當前，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特征的新一輪技術革命正在蓬勃興起，數字技術與農業農村的深度融合不斷開創鄉村建設發展“新賽道”，跑出鄉村社會發展“加速度”。從2019年的《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到《數字農業農村發展規劃(2019—2025年)》，再到《數字鄉村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年)》以及連續多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均多次提及并強調數字鄉村，并在全國統籌開展數字鄉村試點，這一系列的政策加碼和戰略提速，意味著數字鄉村建設發展進入了新高度。為此，有必要客觀闡釋我國建設發展數字鄉村的重要性、現狀和問題，并深入分析當前數字鄉村建設發展的典型模式。

黨的二十大開創性地擘畫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偉藍圖，提出了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戰略部署，將農業農村現代化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數字鄉村在農業農村現代化中發揮著承前啟后的作用，一方面，數字鄉村承接著自十八大以來鄉村振興的重要使命，是鄉村振興的新階段、新形態。通過數字技術對鄉村產業、空間、主體、資源等賦能，驅動鄉村生產、生活、生態等領域的數字化轉型，進而激發鄉村建設內生發展動力，實現鄉村全面振興。另一方面，數字鄉村成為農業強國的新引擎、新路徑。建設供給保障強、科技裝備強、經營體系強、農業韌性強、競爭能力強的農業強國，關鍵在于依靠科技和改革雙輪驅動，發揮數字技術在農業生產要素配置中的優化和集成作用，對傳統農業進行全鏈條改造，推動和引領鄉村產業轉型，進而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以及經營體系，為農業強國建設提供新機遇。同時，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是農業強國的應有之義，數字鄉村激活了“和”與“美”，用數字力量將鄉村風土人情轉化為獨特的數字資源，以數字孿生還原鄉村風貌場景，賡續傳統農耕文明，打造產業和、生態和、文化和、治理和、社會和的現代鄉村共同體。

面對當前我國農業農村發展的現實需求與痛點，數字鄉村開辟了新思路，探索了新方法，找到了新路徑。

其一，數字鄉村是建設農業強國的重要途徑。在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加速轉變的戰略機遇期，在面臨耕地紅線壓力凸顯、資源環境剛性約束趨緊、農村人口老齡化加快等嚴峻挑戰下，農業生產成本不斷攀升，糧食安全面臨巨大壓力以及種糧農民的積極性下降等成為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短板因素。因此，亟需發揮數字技術力量突破農業發展瓶頸，改變靠天吃飯、經驗種植的傳統農業生產模式，創造“互聯網+”、“云農場”等新型農業業態，通過延鏈補鏈強鏈增強農業產業韌性，構建現代鄉村產業體系，釋放產業融合乘數效應，并正確處理好農業、農村、農民三者關系。

其二，數字鄉村是推動城鄉融合的關鍵所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短板依然在農村，當前農村優質公共服務可供性較差，尤其是教育、醫療、養老等問題日趨明顯，城鄉公共服務的現實差距極大影響了農村居民的獲得感與幸福感，與此同時，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留守兒童、老人以及村民自治活力不足等問題也在考驗著鄉村治理。而數字鄉村以技術變遷為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現實矛盾提供了更優路徑，創新“互聯網+教育”“互聯網+醫療”“互聯網+養老”“互聯網+文化”等形態，讓各類優質公共服務資源更便捷、更快速地延伸覆蓋到鄉村，更是將包容、普惠的理念價值嵌入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中，讓城鄉居民均能平等地享受到全面、優質、高效、多元的基本公共服務。此外，探索“智治”與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發展的鄉村治理模式，推動建設省、市、縣、鄉、村五級覆蓋的數字治理平臺，提升基層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

其三，數字鄉村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強勁動能。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是我國農業農村發展的理想目標，但基于各地產業基礎、資源稟賦等情況差異，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較為突出，同時在現代農業規模化發展中也逐漸忽視了小農戶。數字鄉村能夠憑借其鮮明的技術性，以各地縣情農情為基礎，因地制宜發掘具有自身特色與亮點的鄉村建設發展之路，以數字化深化“山海協作”、組團抱團、強村富民等模式創新，唱響共富協奏曲。加快擴展“數字農場”、“植物工廠”等智能化的數字農業基地，利用農村電商做大做強做優當地特色產業，增加農產品附加值，提升農業品牌競爭力，實現農民增收致富。更為重要的是，數字鄉村能進一步強化聯農帶農機制，各類農業經營主體在直播營銷、社區團購、社群消費等營銷模式中實現農產品與消費市場的直接對接，讓更多的小農戶在共同富裕建設中享受到數字紅利。

可以預見，未來30年，農業農村是最大的藍海；未來5-10年，是農業農村數字化發展的窗口期；未來5-10年，數字鄉村建設將成為縣域經濟跨越式發展的強大助力；未來一段時期，數字鄉村建設發展將是引領鄉村振興的實踐熱點、建設數字中國的實踐重點、建設農業強國的有效助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鄉村引擎。

經過全國各地的實踐探索，數字鄉村取得了顯著的實踐成效，推動了鄉村建設發展提速增效。

一是全國數字鄉村發展呈現良好開局。《中國數字鄉村發展報告（2022）》顯示，2021年全國數字鄉村發展水平達到39.1%，其中東部地區為42.9%，中部地區為42.5%，西部地區為33.6%。共有12個省份的數字鄉村發展水平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浙江一騎絕塵，在全國繼續保持領先地位，數字鄉村發展水平達68.3%，江蘇、上海、安徽和湖北數字鄉村發展態勢良好，排名靠前。[1]

二是農業農村信息化基礎設施明顯改善。《2022年通信業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22年底，我國累計建成并開通5G基站231.2萬個，在去年已建成全球最大5G網基礎上，發展勢頭持續向好。固定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總數達5.9億戶。其中，固定互聯網寬帶100Mbps及以上接入速率的用戶為5.54億戶，1000Mbps及以上接入速率的用戶為9175萬戶，固定互聯網寬帶接入服務持續在農村地區加快普及，截至2022年底，全國農村寬帶用戶總數達1.76億戶，全年凈增1862萬戶，增速較城市寬帶用戶高2.5個百分點。[2]

三是農業生產數字化改造升級快速推進。《中國數字鄉村發展報告（2022年）》顯示，2021年，全國農業生產信息化率達到25.4%，其中東部地區為29.2%，中部地區為33.4%，西部地區為19.1%。從行業細分看，畜禽養殖信息化水平最高，為34%，設施栽培、大田種植、水產養殖的信息化水平分別為25.3%、21.8%和16.6%。從各省實踐情況看，江蘇累計建成全國農業農村信息化示范基地12家、數字農業新技術應用類省級數字農業農村基地158個；浙江累計開展2批共163個數字農業工廠試點創建，示范帶動1184個種養基地完成數字化改造。[1]

四是農村電商蓬勃發展助力農業數字化。據《中國電子商務報告（2022）》，2022年，全國農村網絡零售額達2.17萬億元，同比增長 3.6%。其中，農村實物商品網絡零售額1.99萬億元，同比增長4.9%，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農產品網絡零售額占全國農村零售額比重分別為64.35%、14.63%、15.24%和5.78%，同比增速分別8.3%、5.1%、17.0%和 11.2% ，“數商興農”持續推進，有效助力鄉村振興。[3]此外，縣域電商已進入大規模發展階段，據《中國數字鄉村發展報告（2022年）》，截至2022年7月，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項目累計支持1489個縣，支持建設縣級電子商務公共服務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超2600個；快遞服務不斷向鄉村基層延伸，“快遞進村”比例超過80%。[1]

五是基層鄉村治理數字化水平快速提升。據《中國數字鄉村發展報告（2022年）》，2021年應用信息技術實現行政村黨務、村務和財務等“三務”綜合公開水平達78.3%。2021年，全國縣域涉農政務服務在線辦事率已達68.2%，其中東部地區為72.5%，中部地區為71.8%，西部地區為62.3%。全國已有超過85%的縣（市、區）社會保險業務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業務實現了在線辦理；超過70%的縣（市、區）勞動就業業務實現了在線辦理。六是農業農村數字化發展環境逐年優化。據《中國數字鄉村發展報告（2022年）》，2021年全國縣級農業農村部門設置了承擔信息化工作的行政科（股）或信息中心（信息站）等事業單位的占比為92.6%。社會資本投資建設數字鄉村的積極性持續高漲，2021年全國縣域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社會資本投入為954.6億元，同比增幅達18%。其中，縣均社會資本投入3588.8萬元、鄉村人均投入135.2元，分別比2020年增長17.2%和24%。[1]

盡管數字鄉村建設取得了喜人成績，但在實踐過程中仍然面臨著一些發展短板，影響了數字技術與農業農村的深度滲透與融合。

一是數字鄉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總體來看，我國數字鄉村的發展總體水平仍然很低，并且東中西由強到弱、區域發展失衡的總體格局在短時間內難以改變，以浙江、江蘇、上海等為代表的東部沿海省份，其數字鄉村發展水平更是遠高于眾多西部省份。同時，在鄉村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投入、農業數字化改造升級、農村電商發展、鄉村數字治理以及數字鄉村發展環境（尤其是財政投入和社會資本投入）等方面，省與省之間、縣與縣之間差距極其顯著。

二是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據第5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3年6月，我國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已達60.5%，但與城鎮地區互聯網普及率85.1%相比仍有較大差距。[4]此外，以5G基站為代表的鄉村“新基建”在農村地區嚴重滯后，同時，面向農業生產的專業化信息基礎設施無論在研發還是應用等方面都難以趕上實際需求。

三是農業生產數字化水平待提升。當前農業生產數字化水平主要依靠相對易于推廣的數字技術支撐，并且農業生產數字化存在行業間發展不平衡、行業內應用不充分的問題，數字技術在設施栽培和畜禽養殖中的應用率則遠高于種植業和水產養殖業。此外，農業生產數字化仍然基本停留在初級技術應用階段，較為缺乏高精尖技術的加持，而且即便是初級的數字技術，目前在大部分農村地區還尚未觸及。

四是數字鄉村資金投入力度不足。據《2021全國縣域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水平評價報告》，2020年全國有535個縣（市、區）基本沒有用于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的財政投入（不足1萬元），占全國縣級區劃總數的18.8%；有668個縣（市、區）財政投入不足10萬元，占23.5%；財政投入超過1000萬元的縣（市、區）只有490個，僅占17.2%。同時，2020年全國有841個縣（市、區）基本沒有社會資本投入（不足1萬元），占全國縣級區劃總數的29.6%；有906個縣（市、區）社會資本投入不足10萬元，占比31.9%；社會資本投入超過1000萬元的縣（市、區）只有740個，僅占26%。[5]

五是應用主體普遍性問題待解決。從政府主體看，政府在數字鄉村建設發展中普遍存在統籌規劃不足、特色創新不夠、體制機制待完善、重“管理”輕“治理”等問題；從企業主體看，數智企業受企業自身技術能力制約，對數字鄉村的相關應用軟件和服務設計容易考慮不足，以及由數智企業主導推動的數字鄉村項目普遍出現融合不足問題；從村民主體看，數字鄉村未能兼顧適農化、適老化、適弱化，未能有效平衡技術性和人本性的問題；從基層主體看，數字技術應用帶來了“指尖上負擔”問題，基層干部存在疲于應對、重復工作、低效工作等問題。

當前，全國各地基于自然、人文、產業等資源稟賦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等，加快探索數字鄉村建設發展，并涌現出一批鄉村數字化轉型先行經驗和典型模式。[6-8]

數字技術在農業農村的融合應用，極大促進了農業產業數字化的蓬勃發展，出現了一批數字引領鄉村生產發展的典型案例，例如：內蒙古扎賚特旗的“智慧”稻米、浙江臨安區的山核桃“產業大腦”、浙江象山縣的“紅美人”數字化、安徽長豐縣的“草莓之鄉”數字化、浙江桐鄉市的種苗數字化、山東高青縣的黑牛數字化等。

1. 基本路徑

一般而言，其基本路徑主要為，農田信息數字化監測、農田生產自動化管理、畜牧業數字化管控、漁業數字化管服、農業數字化工廠、農業數字化服務體系、農產品質量追溯數字化等。進一步地，其呈現為數字技術應用于農業產業（特別是各地特色農業產業）生產經營的橫向各領域和縱向產業鏈各環節構成的豐富應用場景，這些場景不僅包括特色農業的生產環節，還包括物流環節、營銷環節和金融環節等。而當前較高水平的則表現為農業數字化工廠，即設施農業和數字農業所集成建構的應用場景形態。

2. 發展機理

總體而言，其發展機理主要體現在，其一，數字農業發展的前提在于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而實現路徑應在經濟性考量下新建信息基礎設施，或對已有基礎設施進行信息化改造和利用。其二，數字農業發展必須要根據國情農情、產業結構、場景需要加快推進“算法”的開發，更要為“算法”提供豐沛、高質量的“數據”，從而為數字農業構建“智慧優勢”提供“算法”支撐。其三，數字農業發展必須推進應用軟件的開發，并且注重應用軟件使用界面的便捷性和友好性。其四，數字農業發展需要在政策層面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其五，應充分激發農業生產主體、服務商等的積極性，構建多元主體參與的風險分擔和收益共享機制，實現數字農業的持續運營和有效發展。

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并且以電商形態由城及鄉擴散，無論是“數商興農”或是“互聯網+”農產品出村進城工程，再或是農產品電商直采、定制生產、建設農副產品直播電商基地等，都出現了諸多數字帶動鄉村營銷類典型案例，例如：江蘇睢寧縣的“沙集模式”、浙江遂昌縣的“遂昌模式”、山東曹縣的淘寶村集群、浙江義烏市的小商品營銷數字化、河北南和區的寵物食品產業數字化、河北肅寧縣的鄉村輕工業互聯網化等。

1. 基本路徑

一般而言，其基本路徑主要為，完善信息基礎設施，夯實鄉村電商發展基礎；制定產品標準體系，助力鄉村產品品質提升；開展品牌開發運營，打響市場知名度美譽度；應用電商新興方式，提升農村產品營銷效能；建設電商產業園區，促進農村電商集聚發展；加強電商人才培養，強化農村電商人才支撐；構建運營服務平臺，提供農村電商服務保障等。而就鄉村數商而言，一切數字技術應用的鄉村市場營銷領域，皆為場景。大體來看，鄉村數商應用場景包括農產品及衍生品電商化、鄉鎮工業品電商化、鄉村電商產業集群化、鄉村農文旅數字化等。

2. 發展機理

總體而言，其發展機理主要體現在，其一，技術的賦能效應。數字技術的出現，在生產和消費層面都引致了新的利益空間，促使了農村傳統產業形態邁向電商產業形態。其二，致富的示范效應。在電商發展過程中，追隨者看到利益空間，將消除其對風險的害怕而采取模仿行為，從而為農村電商蓬勃發展提供了持續動力。其三，知識的擴散效應。追隨者通過模仿、學習，發展農村電商所需的知識和技能不斷邁向成熟，為各類主體投身農村電商發展奠定了基本的知識和能力基礎。同時，這種知識擴散效應的圈層式傳播，會在致富的示范效應下得以進一步加速。其四，產業的集聚效應。電商發展會驅動相關的主體、資源、產業、技術等要素向特定地理空間聚集，形成特性顯著的規模產業或者產業集群。其五，業態的拓展效應。數字經濟及農村電商進一步激發了“云農場”、鄉村休閑旅游、互聯網+農業、鄉村直播等鄉村新業態。

鄉村治理的數字化轉型是推進數字鄉村戰略的重要內容，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典型案例例如：內蒙古鄂托克前旗的智慧黨建、浙江龍游縣的“龍游通”、浙江建德市的“建村釘”、湖北宜城市的“百姓通”、上海寶山區的“社區通”、河南長垣市的“長垣微腦”+微警局、浙江開化縣的空間治理數字化、浙江湖州德清縣的“數字鄉村一張圖”等。

1. 基本路徑

一般而言，其基本路徑主要為，數字黨建，制度優勢轉為治理效能；村務管理，數字技術激活內生動力；綜合監管，精準增強綜治應急效能；環境整治，智能監測打造美麗家園等。就其應用場景而言，數字黨建主要體現在黨務管理、黨建宣傳、黨員教育等方面數字化；村務管理數字化主要體現在村務財務公開信息化、村民議事在線化、村務監督數字化、村民激勵積分化等方面；綜合監管數字化主要體現在基層網格治理、社會治安防控、流動人口管理、消防安全管理、鄉村法治建設、鄉村自然災害應急管理、鄉村公共衛生安全防控等方面數字化；環境整治數字化主要體現在國土空間治理、農村人居環境綜合監測、農業投入品追溯管理等方面數字化。

2. 發展機理

總體而言，其發展機理主要體現在，其一，管服一體，集成融合多重復合功能。鄉村數字治理能有效融合管理與服務職能，實現鄉村社會秩序穩固運行、鄉村社會風險主動應對、鄉村公共服務有效供給，繼而提升鄉村治理效能。其二，整體協同，以流程再造重塑治理結構。鄉村數字治理以“民眾需求”為導向，推動服務和治理的“下沉”，促進“群眾跑腿”向“數據跑腿”、“條塊分割”向“整體協同”的轉變。其三，精準閉環，全鏈條治理走向精密智控。利用大數據技術精準定位治理目標，精確識別治理問題，實現對鄉村的精密智控。其四，空間重構，治理主體互動規范權力運行。通過數字治理平臺組建不同類型的虛擬群組，實現鄉村治理走向線上線下融合的治理形態。其五，數據決策，“循數”治理提升治理決策科學性。通過數字技術匯集整合民情數據，可以實現“數字決策”，增強決策的合理性和科學性。

數字服務鄉村生活，即利用數字技術手段實現鄉村生活的數字化和智慧化轉型。典型案例例如：江蘇張家港市的“一網通辦”、浙江安吉縣的公共服務數字化、新疆吉木乃縣的教育信息化、重慶市忠縣的鄉村教育數字化、重慶市大足區的智慧養老模式、浙江衢江區的“醫共體”建設、陜西省鎮巴縣的“數字鄉村+健康”等。

數字服務鄉村生活廣義上大致涵蓋鄉村數字化服務、鄉村數字化消費、鄉村數字化文化等方面。其一，鄉村數字化服務是狹義上的數字服務鄉村生活，指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基礎，由政府主導提供、社會參與運營，致力于提升鄉村居民在辦事、教育、醫健、養老等領域的便捷性和獲得感。就其應用場景，政務服務數字化主要體現在數字化公共服務平臺建設、數字化政務服務下沉延伸、覆蓋鄉村全域的智能感知體系等方面；鄉村教育數字化主要體現在完善農村地區教育數字化基礎設施、打造基礎教育數字化平臺、建設多樣態課程數字化資源、農村社區教育數字化、農村本土文化數字化、農村教育公共服務人才培訓等方面；鄉村醫健數字化主要體現在醫聯體建設、互聯網醫院建設、醫療信息共享服務平臺建設、醫療服務流程數字化再造、建立農戶健康信息庫和電子檔案、鄉村醫療健康培訓和科普、鄉村重大疾病防控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等方面；鄉村養老數字化主要體現在設置基于智能物聯的養老裝置環境、搭建智慧養老（或加醫）服務平臺等方面。其二，鄉村數字化消費是指借助電子商務、移動支付以及數字技術的發展推動農村消費的轉型升級，促進農村居民的消費目的和消費方式的轉變。其應用場景主要是村民線上消費及其鄉村物流配送。其三，鄉村數字化文化是指通過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文明，激活廣大鄉村地區的文化活力，創造獨特魅力的鄉村文化。其應用場景主要是村民娛樂線上化、鄉村傳統文化資源保護傳承等。

隨著數字技術在農業農村領域不斷滲透、擴散，各種以數字技術為基座、為中樞、為引擎的新產品、新模式、新業態紛紛涌現，極大地改善、提升、促進甚至深刻地改變著農業生產方式、農村生活方式、鄉村社會運行乃至農民思維方式。這些在農業農村領域中重塑了物理形態的產品和生產經營主體的價值創造邏輯，甚至重塑了生產經營流程、模式、業態的農業農村創新活動即為鄉村數字化創新活動。

其發展機理主要體現在，因數字技術的嵌入、數字資源的驅動、新生態系統的構建，引致了鄉村產品屬性的變化、價值創造邏輯的重構、生態體系資源的重塑、鄉村新業態的生成、鄉村經濟社會實踐模式的創構等。在此意義上，若暫且不論農業生產環節和領域的數字化，則具體如淘寶村、鄉村直播、鄉村數字普惠金融、數字減貧、縣域物流智慧共配等方面，皆可認為是較為典型的鄉村數字化創新。例如：山東曹縣的淘寶村集群、浙江寧海縣的客貨郵融合+“集士驛站”、山東惠民縣的縣域物流共配、云南彌渡縣的農文旅融合、安徽蒙城縣的數字普惠金融、浙江縉云縣的“幸福清單”、新疆阿克蘇市的東西協作電商發展等。

針對我國數字鄉村建設發展的現狀、問題和趨勢，必須科學規劃，真抓實干，以期取得政策效力的最大化，讓鄉村振興事業搭上數字經濟發展的快車，讓廣大縣域和鄉村共享技術突破與商業變革的時代紅利，真正實現鄉村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當前，在我國數字經濟向國民經濟全局滲透的新階段，加快縣域和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正當其時，應該將其作為推動數字鄉村建設發展的重中之重。應加快部署建設鄉村信息基礎設施、鄉村物流基礎設施、鄉村金融基礎設施，全面形成基于縣域的鄉村未來發展數字賦能局面。

要堅持需求導向和問題導向，從鄉村建設發展中的難點、痛點及堵點出發構建數字鄉村建設發展場景，有效解決鄉村發展動力不足、產業升級遭遇瓶頸、鄉村服務有待優化等現實困境。應推動以“基地直采、需求驅動”的農業數字化和生鮮零售網絡化，以“淘寶村、淘寶鎮”為代表的制造業數字化和產業集聚，以“數字化門店、社群營銷”為代表的流通渠道數字化，和以“在線旅游、在線文娛、在線診療”為代表的服務業數字化，充分釋放數字技術應用與數字新業態增長的巨大能量，推進供給側與需求側數字化，實現縣域和鄉村數字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同時，數字鄉村建設不能停留在縣城和規模較大的鄉鎮，應“下鄉入村”，落實到鄉村和農業中。應將滿足村民多樣訴求、增進民生福祉、提升鄉村生活品質作為數字鄉村建設的出發點和重要落腳點，利用數字技術全面、精準把握群眾新需求，實現鄉村建設與真實需求精準耦合，朝著共同富裕方向前進。

利用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和工具，提升縣域和鄉村治理能力是數字鄉村建設發展的應有之義。應面向廣大縣域和鄉村，積極開展以“一次都不用跑”為目標的移動化公共服務的推廣，以“在線交流和反饋”為渠道的社會治理協作體系的構建，和以“數據中臺與縣域大腦”為基礎的政府科學決策和管理系統建設，從而提升縣域和鄉村治理的服務響應能力、優化服務流程和提高決策質量，讓政府部門的服務效果有評價、政務效率有提升、政策效果有保證。

隨著縣域和鄉村小微企業不斷涉足以電子商務為代表的數字商業，它們將有力地促進城鄉融合與新型城鎮化，支撐縣域和鄉村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區域。因此，應針對與數商業態相關的縣域和鄉村小微企業，出臺并實施在資金、房租、用工成本、稅收等方面的專項政策性優惠和稅費減免措施，大幅度減少、簡化審批程序，使它們能夠輕裝上陣、繼續創新、不斷成長，從而持續釋放縣域和鄉村經濟發展活力。

數字鄉村建設發展要產生對鄉村振興的持續推動力，就要縮短縣域和鄉村社會學習周期、沉淀集體知識積累，著力數字鄉村人才培養、培訓。因此，應對數字鄉村人才培養、培訓工作的重要性要給予足夠重視，對可能出現的問題要加以解決，對應達到的應用效果要不懈追求。應支持電子商務平臺、數字化轉型相關的培訓企業、高等院校和智庫等，對不同受眾（包括普通民眾、企業主體、政府人員等）開展多種層次、使用有效的數字鄉村專題培訓。而且，應對數字鄉村人才的培養、培訓情況開展第三方評估。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項目編號：21ZDA031）、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關計劃項目（項目編號：2021GH001）的研究成果。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吳彬副教授、浙江經貿職業技術學院金建東副教授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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