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樹立大農業觀、大食物觀，把農業建成現代化大產業。農業的高質量發展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綠色農業發展是驅動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有效途徑。綠色農業驅動農業高質量發展受政策、資金等多方面因素影響，可以通過加強金融對綠色農業的支持、積極探索綠色農業產業發展模式等來發展綠色農業，驅動農業高質量發展。本文通過梳理國內外關于農業綠色發展的相關概念，明確農業綠色發展的內涵外延，并結合黑龍江省金融支持綠色農業發展的實踐，深入分析我國金融支持綠色農業發展現狀、挑戰，總結金融支持農業綠色發展的模式。

葉謙吉（1982）發表的《生態農業——我國農業的一次綠色革命》一文，首次在我國提出生態農業的概念。隨后我國學者開始研究將生態農業由理論概念向實踐模式轉化。劉連馥（2003）首次提出“綠色農業”理念，并在2007年正式提出綠色農業是指充分運用先進科學技術、先進工業裝備和先進管理理念，以促進農產品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和提高農業綜合經濟效益的協調統一為目標，以倡導農產品標準化為手段，推動人類社會和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農業發展模式。嚴立冬（2009）認為這一概念過于宏觀，提出綠色農業是指一種有利于環境保護，有利于農產品數量與質量安全的現代農業的發展形態與模式。

2016年，《關于落實發展新理念加快農業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若干意見》首次提出“農業綠色發展”一詞，我國正式開啟推進農業綠色發展建設工作。學術界也逐步開始研究農業綠色發展。趙丹桂（2018）從農業生態資源不足、農業生態污染、農產品質量低、市場競爭力弱等角度出發，提出了農業綠色發展轉型升級的方式。劉澤（2018）也認為推進農業綠色發展是一個長期而又艱巨的任務，需要積極做好經濟、社會、生態三者協調，促成農業可持續發展。孫煒琳等人（2019）認為農業綠色發展的內涵重在轉變，即生產方式、價值觀念、思想導向、慣性思維等層面的轉變。

2019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七部門研究制定《綠色產業指導目錄（2019年版）》，將現代種業、綠色有機農業等11項產業納入“生態農業”，作為農業綠色發展的內涵范圍，在2023年新版的征求意見稿中增至14項（見表1）。相較于2019版中生態農業內涵，2023新版新增了綠色農業生產等多項高標準、可持續發展的農業生產行為，農業綠色發展內涵進一步擴大。從國內綠色農業概念發展歷程看，我國的綠色農業是由最初形成無公害食品、綠色食品、有機農產品3個級別的農產品質量體系為主的綠色農業發展體系，在實踐中逐步豐富為包含整個農業活動的生態農業發展體系。

國外農業綠色發展起步較早，且更偏重于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農業的概念，最早是由世界銀行于1981年提出。1988年，美國農業部對可持續農業提出法律定義，可持續農業是一種因地制宜的動植物綜合生產系統。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能滿足人類對食品和纖維的需要；提高和保護農業經濟賴以維持的自然資源和環境質量；最充分地利用非再生資源和農場勞動力，在適當的情況下綜合利用自然生態周期和控制手段；保護農業生產的經濟活力；提高農民和全社會的生活質量。

聯合國糧農組織（1991）對可持續發展農業提出的定義是：“可持續發展農業是一種旨在管理和保護自然資源基礎，調整技術和機制變化的方向，以確保獲得可持續滿足當代及今后世世代代人們的需要，能保護和維護土地、水、植物和動物遺傳資源，不造成環境退化，同時在技術上適當，經濟上可行，而且社會能夠接受的農業。”1992年，歐盟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約束下開始農業環境治理，低碳農業政策也被相應提出。低碳農業主要以綠色化產業發展方向為指導，提倡生態化、循環化，強調降低能耗污染和排放，同時提高農業產出率，最終實現農業發展的高效率、高碳匯、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綠色農業的概念是充分運用科學技術、先進農業裝備和發展理念，兼顧“減少碳排放、增加糧食產量、實現鄉村振興”三大目標原則，取得單一或多重效益的農業生產體系。

當前國內農業碳排放最新數據是2018年生態環境部提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第二次兩年更新報告》，報告顯示2014年我國碳排放總量約為123億噸二氧化碳當量（CO2e），農業活動碳排放總量為8.3億噸CO2e，占全國碳排放總量的6.7%。主要來源于動物腸道發酵、動物糞便管理、水稻種植、農業土壤和農業廢棄物田間焚燒。從產業領域看，種植業排放占58.4%；養殖業排放占41.6%；從氣體組成看，甲烷排放占農業總排放的56.2%，氧化亞氮排放占農業總排放的43.8%。本文研究數據均不包含土地利用變化和林業吸收碳匯數據。

世界資源研究所更新了2020年我國碳排放總量仍為123億噸CO2e，其中農業部門排放6.5億噸CO2e，占我國總排放量的5.1%，較2014年占比下降1.6%，低于全球7.6個百分點，占全球農業碳排放的11.1%。整體來看，雖然我國農業碳排放在全球范圍內占比仍然較高，但農業碳排放占比呈現明顯下降趨勢，單位農業GDP碳排放量及人均農業人口碳排放量均低于美國（見表2），我國農業排放已屬于典型的生存排放，農業進一步減碳需要更多的戰略規劃和技術支持。

我國政府對綠色農業發展一直高度重視，針對農業綠色發展的實際需求，陸續出臺了在保證糧食安全和有效供給的前提下實現減排固碳的政策措施，為綠色農業發展營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

一是強化農業種植領域的減排固碳。2015年，《關于打好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實施意見》出臺，確保到2020年實現“一控兩減三基本”的目標，有效保障我國糧食供給安全、農產品質量安全和農業環境特別是產地環境的安全。“一控”是指控制農業用水總量和農業水環境污染，確保農業灌溉用水總量保持在3720億立方米，農田灌溉用水水質達標；“兩減”是指化肥、農藥減量使用；“三基本”是指畜禽糞污、農膜、農作物秸稈基本得到資源化、綜合循環利用和無害化處理。2017年年末，我國實現了化肥農藥零增長。2022年5月，農業農村部和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印發了《農業農村減排固碳實施方案》，明確了種植業節能減排、農田固碳擴容、農機節能減排、可再生能源替代等相關任務，并提出稻田甲烷減排、化肥減量增效、農機綠色節能、農田碳匯提升、秸稈綜合利用、可再生能源替代、科技創新支撐、監測體系建設等行動方案，為種植業領域節能減排提供了清晰的政策指導。

二是完善畜牧業減污降碳政策體系。2011年12月，國務院印發《“十二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提出加強畜牧業和城市廢棄物處理和綜合利用，控制甲烷等溫室氣體排放增長。2016年10月，國務院印發《“十三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提出要控制畜禽溫室氣體排放，因地制宜建設畜禽養殖場大中型沼氣工程，推進標準化規模養殖，推進畜禽廢棄物綜合利用，到2020年規模化養殖場、養殖小區配套建設廢棄物處理設施比例達75%以上。

三是開展草原固碳增匯系統性建設。我國高度重視草原保護和牧區發展，形成了以政府為主導的生態補償基本框架，主要依靠財政轉移支付和中央政府補貼，由各級政府開展的重點生態保護和建設工程組成。2011年出臺了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中央年均投入財政資金約200億元，惠及13個省（區）657個縣1210.42萬戶共5066.63萬牧民。補獎政策已成為我國在草原牧區實施的一項資金規模最大、受益農牧戶最多的惠民政策。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實施以來，草原植被蓋度不斷提高，2020年全國草原綜合植被蓋度達到56.1%，全國天然草原平均牲畜超載率持續下降并穩定在10%左右。

在持續政策引導下，我國綠色農業發展已初步建立了農業農村綠色低碳轉型的戰略、政策和技術體系。例如，構建種養新模式，推動減量化和資源化，構建秸稈還田下水稻豐產與甲烷減排的稻作新模式，實現水稻增產4.1%—8.8%、氮肥利用增效30.2%—36.0%、稻作節本增收8.3%—9.7%和甲烷減排31.5%—71.7%的顯著效果；培育并推廣節水抗旱稻，每畝稻田甲烷排放降低90%—95%，在安徽、湖北、浙江、海南等地年種植面積超過300萬畝；推進化肥減量增效，降低農田氧化亞氮排放，2020年，全國農用化肥施用折純量比2016年減少12.3%，測土配方施肥19.3億畝次，比2015年增長17.7%。2021年96個縣整縣推進畜禽糞污資源化利用，降低糞污處理過程中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

黑龍江省作為國家糧食安全的“壓艙石”，在金融支持綠色農業發展方面開展了多項實踐探索。一是引導金融支持綠色農業由單一的生產種植端拓展至全產業鏈條。針對金融資源過度集中于農業生產端的現狀，建立了區域綠色農業全產業鏈企業庫，引導金融機構對農業生產上游的種業研發、下游的農產品流通加工等環節主體予以信貸資金支持。二是建立銀行與綠色農業項目對接機制。例如，黑河市開展政銀企對接活動，幫助金融機構獲取綠色農業發展重點項目信息和信貸需求，實現轄區金融支持高標準農田建設零的突破。三是暢通金融機構與綠色農業主體信息溝通渠道。定期開展金融機構與綠色農業主體對接，了解綠色農業主體轉型發展的融資需求變化，精準提升金融支持綠色農業發展水平。

一是政府與國際組織、金融機構開展混合融資支持農業可持續發展。例如，荷蘭合作銀行基金會與美國國際開發署合作，在印度開展“可持續農業保障計劃”，利用國際開發署在可持續農業領域的技術專業知識和荷蘭合作銀行基金會與世界各地金融機構合作的信用基礎提供擔保，引導當地商業銀行、金融企業發放信貸資金。

二是政策性指導信貸資金定向支持低碳農業發展。例如，巴西在2010年推出“低碳農業”信貸計劃，每年政府按照約農業總產值的30%確定信貸投放額，為巴西農業綜合企業和農民提供融資。每年向農民提供10億美元的低息貸款。激發農民更多地進行可持續農業生產，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并增加碳匯，鼓勵免耕農業，恢復退化牧場，進行生物固氮和動物糞便處理等，實現“農作物—畜牧—森林融合”。

三是探索使用碳匯償還信貸資金模式。阿爾法基金和秘魯環境部在2014年合作提供1億歐元的擔保資金，保護57萬公頃的自然森林。該項目大幅降低了私營部門貸款風險，吸引了機構投資者加入該基金。貸款主體利用該計劃產生和出售的碳信用額來償還貸款。碳信用證的一部分也被抵押作為貸款的擔保，即在違約的情況下，未來一定數量的碳信用證與貸款還款掛鉤，通過銷售可持續產業經營權和碳排放權的收入流來償還貸款。

四是政策性擔保支持綠色農業發展。例如，美國農民家計局每年提供貸款總額高達幾十億美元，用于保護農民耕地項目順利進行。同時農民家計局還為符合條件的農民提供擔保幫助其獲得銀行貸款，并對貸款利差進行補貼。又如英國政府2023年綠色金融戰略中，明確要求到2030年累計發放10億英鎊的私人信貸用于支持英國土地的“自然恢復”。

五是金融科技強化農業數字金融平臺。例如，農業科技公司Sat Sure Sparta是一個開放式創新數據平臺，將衛星圖像與天氣、物聯網、社會和經濟數據集等相結合。農戶可以使用Sat Sure Sparta進行作物健康監測，分析種植和氣候模式，提升供應鏈效率。金融機構還可以使用Sat Sure Sparta在農場和村莊層面的歷史作物數據來評估農場層面的風險和區域經濟發展。目前印度的銀行已使用Sat Sure Sparta平臺向近200萬農民提供了貸款，為50萬戶農民提供保險理賠服務，10萬戶農民提供咨詢服務。又如菲律賓Pessl公司與超過1萬戶農民合作，通過部署30余種專有的農業氣象物聯網設備，自主測量和傳輸環境數據，這些數據經過處理并通過簡單化的移動應用程序交付給農民。農民能夠充分使用這些數據減少農藥化肥的使用并提高產量。

我國綠色農業發展起步較晚，當前我國農業仍處于“高投入—高產出—高排放”的發展階段，農業碳達峰到碳中和僅有30年時間，遠低于歐美50年至70年的緩沖時間，短期內難以實現“低投入—高產出—低排放”的發展范式，我國綠色農業的經濟產出效益不足問題凸顯。根據對黑龍江省大豆主產區100戶獲得綠色食品認證的種植戶調查，90%以上的種植戶表示綠色認證大豆產品與未獲認證的市場價格一致，下游收購端只關注蛋白等營養成分，綠色認證并未提升種植效益，但認證費用以及綠色生產過程中的減藥減肥會一定程度上抬高成本、影響產量，種植戶綠色轉型的意愿并不強烈，綠色農業轉型升級的信貸需求較少。

農業系統的技術革新和低碳轉型需要較長的時間周期。當前我國支持農業信貸資金多以短期信貸資金為主，無法滿足綠色農業發展的周期需求。要開展中長期的信貸資金支持，銀行的預期收入必須超過其提供信貸資金成本。當前投入農業領域的貸款利率下行空間已經較小，綠色農業發展的地域性較強，金融機構難以探索出收益穩定、可復制可推廣的中長期信貸支持模式，制約了金融支持綠色農業發展。此外，農業科技研發、節能減排技術推廣等關鍵環節具有資金需求大、風險高的特點，目前對農業的金融支持仍以銀行貸款為主，其特性與上述環節風險回報不相匹配。綠色農業發展需要各類資本的廣泛介入，基于財政性、開發性、商業性等各類資金的風險、收益特點，創新金融支持方案。

隨著農業發展方式加快轉變，農業碳匯規模逐步增加是發展趨勢，農業碳匯交易有著廣闊前景，不僅利于農民增收，還能促進傳統農業向綠色低碳農業轉型，更能促進落后地區碳扶貧等模式的發展。但當前農業碳匯工作剛剛起步，市場化激勵機制尚未形成，農業種植環節碳減排的正外部性很難直接轉化為經濟效益。目前能夠進入碳市場的農業減排項目很少，農業碳匯市場發育尚不健全，農業“碳源”和“碳匯”的基本情況尚不明晰，相關制度和政策機制有待完善，農業碳匯市場建設緩慢，無法判斷綠色農業減排未來的發展空間，也制約了碳匯儲蓄、碳匯期貨、碳匯信用貸款等新型碳匯金融產品發展。

一是建立完備的綠色農業全產業鏈。學習借鑒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以及境外大型農業企業的實踐，提升綠色農產品的經濟價值，提高種植主體綠色轉型發展意愿。二是政策引導綠色農產品區別于其他農產品，如在收儲端設立綠色農產品價格標準體系，提升市場對綠色農產品的價值認知。三是強化數字科技在綠色農業領域運用。通過建立完備的數字系統，監測農業生產過程中氣候、土地、市場需求等多維度變化情況，幫助種植主體在綠色種植過程中降低成本和風險，提高綠色農業生產收益。將農業重點減排技術，納入綠色金融和轉型金融界定標準。建設綠色項目庫，將具有明顯減排效應的農業項目入庫，引導金融機構精準對接。鼓勵金融機構、互聯網平臺企業等積極借鑒國際經驗，采用“金融+科技”的服務模式，為推動農業綠色低碳發展提供數字金融解決方案。四是擴大綠色農產品下游需求。多渠道宣傳綠色農產品的食用價值，建立下游綠色食品加工企業與綠色農業種植主體對接機制，提高下游加工企業生產綠色農產品的規模需求。

一是強化國際機構合作，豐富農業綠色低碳項目融資渠道。借鑒國外國際機構與基金會、國際金融組織合作等經驗模式，鼓勵農業綠色低碳項目建設方與國際組織、多邊開發銀行等開發性資金對接合作，擔保建立混合融資體系，撬動更多商業性資金投向農業綠色低碳項目。二是銀行機構應主動加大綠色金融創新和研發力度，因地制宜地推出綠色農業系列信貸產品。鼓勵農村金融機構發揮貼近基層的優勢，“一企一策”提供差異化金融服務，重點支持減排技術向新型農業主體、小型種植戶、加工企業推廣。繼續發揮保險機構的引導作用，依托科技手段，高效識別農業綠色種植和加工主體。三是細化綠色農業項目事前管理體系，明確信貸資金準入條件。減少綠色農業項目中財政資金占比，明確財政和金融合作如何匹配提高項目收益，強化對項目建設后期的資金監管保障，發揮好重點項目對綠色農業轉型的支撐作用。四是建立省級或市級專項擔保基金、“三農”、中小企業綠色發展基金，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支持“三農”和小微企業綠色發展。加大直接融資在支持農業科技研發、培育龍頭加工企業、整合品牌資源等方面的投入，有效緩解農業加工企業“小、散、雜”無序競爭。

一是通過加強財政扶持、補貼減免等政策手段，有效激發市場活力，鼓勵更多的企業、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及農戶積極推動農業碳匯發展。二是加強對農業碳匯產品價值的宣傳工作，不斷提高公眾對農業碳匯的認知度和重視度。強化政府的引領作用，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此基礎上，逐步完善農業碳匯市場交易的政策、機制和途徑，建立健全農業碳匯市場交易機制，積極創新交易模式。三是金融機構應積極參與和支持我國碳交易市場和水權交易市場建設。在已有的農業碳票機制和農產品碳標簽機制的基礎上，可以探索新型的碳匯金融產品，如碳匯儲蓄、碳匯期貨、碳匯信用貸款等。同時，擴大農業碳匯交易和農業碳匯市場化產品的試點范圍，大膽探索農業碳匯市場化的有效路徑。

本文來源：金融時報-中國金融新聞網 作者：人民銀行黑龍江省分行課題組，（課題組組長：何志剛；課題組成員：李淑賢、陶巖、姜丹丹、葉碧瑩、張贏月、翟海琛；執筆：吳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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